真实的日本:比你想象的更便宜更舒服

Spread the love

日本三少
1、垃圾桶少。日本街头很干净,但几乎看不到垃圾桶,垃圾都要拿回家或酒店房间处理。便利店门口也有垃圾分类回收箱。日本的垃圾分类做的非常细致。
2、警察少。日本治安在发达国家属于最好之列。与技术先进、到处有摄像头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平均教育程度高、收入分配平均有保障。然后跟循规蹈矩的文化也有关系。
3、小孩少。日本少子化严重,2014年生育率只有1.42,尽管有很多生育刺激政策,但都收效甚微。其实不仅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整个东亚都面临生育率过低的困扰。
日本三多

1、自动售货机多。号称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自动售货机。
2、乌鸦多。乌鸦在日本视为吉祥之物和神鸟,号称日本国鸟,大城市里和乡村都乌鸦集群。
3、老人多。日本女性预期寿命为87岁,世界首位,男性为80岁,世界第四。与少子化和长寿相伴随的是老龄化。每四个日本人之中就有1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中国目前是10%左右)。满街白发苍苍,限于劳动力不足,很多服务业从业人员都是老人。不少旅游大巴司机都是70岁以上老人。据测算,如果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不逆转,日本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40%,总人口也将只有9500万人,比现在的1.27亿人少了30%以上。不过日本公交上没有给老人让座的习惯,老人也没有要别人照顾的心理,日本人心理是十分讲究,不给别人带来麻烦,但同时也不愿意别人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是一个人情比较冷漠的社会。
日本三怪

1.猫头鹰是吉祥物,代表富裕长寿,也是学问的象征。
2.青蛙也是吉祥物,称赞有活力小孩子为青蛙。
3.猪是夸人语。猪在日本专指野猪,家猪是“豚”。野猪象征着勇敢顽强,说谁像猪就等于在夸他。据说日本人新年时喜欢用“猪突猛进”、“猪突猛伸”的新年贺词,指祝对方奋发图强有所进步。日本游戏里武将的性格属性有“猪突”这个设定项,含义是作战勇猛无前。
日本纸币(2004版)上的三个人物

1.1万日元上的头像是福泽渝吉,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治三杰之一,“明治维新”的推动者,是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倡导者,主张人人平等,并创立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

2.5000日元上的头像是樋口一叶,一位女性,十九世纪日本著名平民作家,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24岁死于肺结核,在她短短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关注日本女性的优秀作品,成为当时妇女社会角色变化的先驱。

3.1000日元上的头像是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曾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研究工作,曾获诺贝尔医学和生物学奖提名,在研究黄热病的时候感染去世。他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日本现在的纸币上,没有天皇也没有政治家、官员的影子,而是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的头像,其中包括一位女性。这可以说明日本当今社会的很多价值观。不过二战前日本的纸币也是大量有天皇、贵族和武将,二战后首相和政治家居多,后来学者和文人越来越多。从中也可以反映日本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日本的三个震撼

1、物价低。
日本一直给世人一个印象是一个物价极高的国家,普通中国人肯定消费不起。但近两年中国赴日本旅游持续火爆,在2014年大增84%的基础上,2015年继续翻倍,达到500万人之多,超过韩国人成为来日本旅游最多的外国人,占了日本去年1973万游客的四分之一强。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5年访日游客的旅游消费额达到创历史记录的3.47万亿日元(按近日汇率约合2000亿元人民币,100日元约合5.7元人民币),几乎可以与日本电子零部件或汽车零部件的全球出口额相仿,成为日本经济的一大支柱。中国赴日本旅游火爆有多方面原因,包括日本环境好、职业精神好、服务规范和治安好,但突然这么火爆的根本原因是日元自安倍任首相以来的持续大幅贬值,所以2015年赴日本旅游人数整体增长了47%,其中来自韩国的游客也增长了45%,全世界人都喜欢到日本旅游了。但游客增量最主要来自中国,这显然归功于中国人民币对日元的持续坚挺。2012年时候,100日元可兑换8元人民币,2013年就只有7元,2014年变成6元,2015年最低时候曾一度跌到5元,相当于人民币三年内对日元升值60%多。”爆买”成为日本2015年度热词,主要就是指中国人在日本大幅扫货。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平均消费金额为28.1万日元(约合1.46万元人民币),远高出外国游客平均消费金额的18.7万日元(约合9700元人民币),据此推算,2015年国际游客在日本消费的2000亿元人民币中大约有1/3来自中国,这显然是因为有很多商品在日本购买比国内购买更划算。
此次旅游团里有些团员是几度来日本了,仍然大肆扫货家用电器及小家电、化妆品和医药保健品等,口里说着买买买、便宜便宜,与此对应,几乎每个大型免税商场的热销专柜都有操熟练中文的售货员或导购。自己亲身感觉日本很多日常消费的物价也便宜得远超出预期。比如商场很多衣服比中国商场便宜多,几次自费用餐,在东京、静冈县滨松市和大阪关西机场,一份普通快餐如味千拉面那样在500-650日元之间(折合人民币28-37元),上海很难比这个价格更低,尤其如果在上海的机场还要高出不少。就大家最关心的房价来看,从日本房产中介网上自己查了一下,在东京23区中最繁荣的商务区新宿区,每平方米约100-150万日元(5.7-9万元人民币),富人最集中的港区每平方米约200万日元(11万元人民币),这些价格在上海如今都不算特别天价了。而且日本其他城市就比东京便宜多了。当然,日本肯定还有不少东西比中国贵,比如出租车、理发等人工服务,蔬菜也比较贵,地铁和公交也是上海好几倍,虽然公办教育免费到高中,但如果上私立学校或补习费用都很高。各类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也必将高。租金也比较高,在东京街头看了几个租房广告,60-7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一般刚工作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租房也都很小,有20-30平方米就很好了。另外,虽然日本房价收入比的值比中国合理很多,但还是属于偏高的,加上生活费用高,日本人在30岁甚至35岁前能买上能买上自己房子也很少。但整体上,以日本比中国高那么多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却产出了大量廉价产品和消费性服务,同时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创新产品,值得中国深刻反思“供给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具体“降成本”。
2. 密度低。
想象中日本东京等大城市中到底是像香港那样的黑压压让人窒息的高楼林立,或起码上海这样的处处水泥森林。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与我国云南省面积最接近。日本人口1.27亿,人口密度338人/平方公里,低于江苏(792人/平方公里),也低于中国整个东部人口密度(约460人/平方公里),在5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中也低于孟加拉(1023人/平方公里)和印度(390人/平方公里),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是138人/平方公里。但日本山地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71%,平原面积只有11.02万平方公里,所以如果按照人口生理密度(总人口与可耕地面积之比)来比,日本为2924人/平方公里,在人口大国中仅略低于韩国的2988人/平方公里,但远高于中国大陆的943人/平方公里,印度则是753人/平方公里,美国是179人/平方公里。按照这个标准看,日本应该比国内人多地少多多了。但到日本一个强烈震撼是,建筑密度比国内大城市低多了。中国城市到处是高层鸽子笼式的公寓住宅。但在日本,即使在东京银座,高楼也不是很多,即使在东京、京都、大阪和名古屋的市区,居民住宅也到处是二三层独栋小楼(一户建),公寓楼不是很多,即使公寓楼也没有太多高层的,4-6楼为主。
查看了2013年日本住房与土地调查,2013年日本共有5210万套住宅,其中一户建住宅为2860万套,一户建占了55%,公寓住宅有2209万套,占了42%。在大都市圈区域,一户建比例有所下降,但也占到了41%,公寓比例上升到56%。但一户建面积明显较大,套均面积为128-130平方米(使用面积),公寓套均则只有49-53平方米(前者为全日本,后者为大都市区域),加权后日本全国所有住宅的套均面积为94.4平方米,大都市区域为86.1平方米。但一户建主要给多人家庭住,公寓主要是单身汉和无孩子家庭住,一户建套均2.81人,公寓套均就只有1.87人,全部住宅套均2.40人。简单推算,日本人均居住面积约为39平方米。跟欧洲发达国家差不多的水平。如果只算有孩子家庭通常都会居住的一户建,人均居住面积可以达到46平方米,略高于瑞典、挪威、德国等欧洲最发达国家水平(人均40-44平方米)。作为对比,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目前大概34平方米,折算为居住面积则只有26平方米,差距很大。
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前辈几次开会遇到时候都一直念叨,为什么土地资源更紧张的日本人能大部分家庭住一户建,中国人却只能住鸽子笼,愤愤不平。当时对这个说法还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来确实值得深思。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独栋住宅居住确实比公寓更符合人性。问题就是在日本这么稠密的土地上为什么能比中国居住条件还好,特别还能做到大多数家庭住独栋住宅。
初步几个想法或猜想:1、日本土地私人所有,自由化的土地市场对需求反应灵活,供给有弹性。对土地利用的限制也少,土地用途转换容易。另外买地后就可以自己盖房子,不需要通过开发商;2、日本已经去工业化,即使工业化时期也主要是土地节约型的精密制造业,城市建设用地基本用来居住,占60-70%,中国还处于高速工业化时期,加上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工业园区这样的土地粗放型工业化,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重很大,居住用地只有30%多;3、日本城市摊大饼、层层往外,市区用地物尽其用,中国城市是先圈地,看起来很大,但城市内部其实很空,市区很多土地其实闲置很厉害,有效利用不足;4、日本城市居住建筑感觉规划限制少,一眼望过去,基本上没有楼间距,密密麻麻,挨着非常紧密。中国高层住宅规划管制限制很多,日照间距、朝向要求等等,导致公寓高归高,地面空地还是很多,城市居住土地利用率不一定有日本高;5、中国公寓往往都是大型小区开发,再用围墙分割,围墙之外都是大马路,交通用地很多,交通效率还不佳。日本独栋小楼之间都是毛细血管式道路连接,大马路少,交通反而还比较通畅。6、日本公共服务比较均等化,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不会集中在市中心少数地块,分布比较均匀,也拉开了城市居住空间的辐射式扩张。所以城市内部真实有效的住宅建筑密度,或城市居住土地的有效容积率,日本城市很可能不比中国城市低反而高。比如东京核心区面积2188平方公里,居住了1300多万人,密度达到6000人/平方公里,高于上海全市的3700人/平方公里。
3、收入差距小。
日本是公认的既高度发达又贫富差距很小的国家,可以与北欧媲美。看到一个资料,日本2004年收入基尼系数0.308,不算特别低,但支出的基尼系数只有0.163,这说明税收和转移支付大大改善了收入分配。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很小,据说东京和冲绳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只有2倍。根据一份日本国税厅2012年的调查,日本就业者平均年收入为408万日元(按今年汇率折算约24万元人民币),但年收入高于700万日元(约42万元人民币)仅有12%,一般认为年收入超过550万日元(约合30万人民币)就算中产阶层了。不过性别差别还比较大,男性就业者平均年收入为30万人民币,但女性就只有16万元人民币了。从职业上看,根据日本厚生省2008年的调查数据,大公司高级白领、医生和大学教授的年收入都大概是1100万日元(约合63万元人民币)的水平,大学副教授、警察官和律师基本是800万日元的水平(约46万元人民币),大学讲师、中小学教师、普通公务员基本是700万日元(约40万元人民币)的水平,电车司机大概是600万日元的水平(约34万元人民币)。这些都算不错的高薪职业了。另外,日本公司里的工资严重按资排辈,普通公司的社员20-29岁的平均年收入是349万日元,30-39岁是458万日元,40-49岁是598万日元,50-59岁是756万日元,基本上每10年相差100-150万日元。
从家庭收入来看,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15年日本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大概在450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只有20%的家庭年收入高于800万日元(约46万元人民币),高于1000万日元(约57万元人民币)的家庭不到11%,同时也只有10%多点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12万元人民币),最高10%和最低10%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在5倍左右,最高20%和最低20%收入家庭的收入比大概在3倍左右。中国情况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2014年中国最高20%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20%收入家庭的11倍(50968元 vs. 4747元)。即使抛开城乡差距,城镇居民最高20%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最低20%收入家庭的5.5倍之多(61615元 vs. 11219元)。
日本行的三个联想

1、老龄化是发展大敌。
日本从1991年地产与股市泡沫破灭之后25年经济一直停滞,普通家庭的工资和收入这25来年不仅不增长反而基本在持续倒退,日本工薪家庭月收入在1991年就为54.9万日元,199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9.5万日元,此后基本上在负增长,2015年就只剩下46.9万日元,25年内以本币计算反而负增长了15%。虽然由于日本这段时间一直基本在通缩,生活质量没有明显下降,但相对日本50-80年代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经济明显失去了活力。这固然有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失误,但根本上来说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原始动力,日元大幅升值带来地产与股市泡沫破灭只是一个触发点。日本1994年65岁以上人口超过14%,正式进入老龄社会,现在日本超过25%,称为“超老龄化”社会。2008年之后日本人口就开始负增长,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2014年日本65-69岁老人41%还在工作,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67岁,连自卫队的平均年龄都超过38岁了。超老龄化给日本社会的养老、社保和医疗保障带来严重压力,消费乏力,投资衰竭,也从根本上窒息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但日本幸运的是先富后老,目前和可见未来日本老人还能享受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福利保障。在严格计划生育带来的过度少子化驱动下,中国老龄化势头一点不比日本轻,已经是明显的未富先老。中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2014年为10.1%,似乎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由于中国退休年龄早,60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很低,而且健康状况也比发达国家差,如果按照60岁人口作为老龄人,2014中国这部分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5.5%。但中国明显还没有做好应付老龄化的准备。而且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只是冰山一角,更可怕的是生育率超低,预示老龄化不断加速的未来。自1991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24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比日本的1.42还要低很多。如果超低生育率不能根本扭转,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虽然去年放开了全面二胎政策,但多数人口学家认为已经为时已晚,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生育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又十分高昂,继续扼杀生育意愿。如果在产假、儿童看顾、幼托小学、抚养费用等方面政府没有实质扶助政策,中国生育率很难有实质反弹。但一些大城市却没有认真应对老龄化。以上海为例,反而得意洋洋大张旗鼓提出在十三五末(2020年)控制人口规模在2500万人,相对2014年的2426万只有70多万的增量。且不说这能否实现,上海2010-2014年净增加了120万人(还是在2013-2014年人口增量异乎寻常低的背景下),如果实现了只可能是统计上的胜利,就算真的实现了,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上海老龄化雪上加霜。上海目前1400多万户籍人口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老人,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0年预计户籍人口60岁以上比例将接近40%。一直以来,上海都是靠大量外来年轻人口的冲销才让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反而比全国还略低,同时能维持养老和社保体系不崩溃,如上海劳动力中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一半。但如果严格控制人口流入,户籍老年人是不会流出去,外来年轻人又不能流入,老龄化加速,只能让上海养老和社保提前面临灾难性后果。
2、产业升级靠降成本和创新两手抓。
日本和海外旅游火爆背后反映的国内与海外商品价格倒挂,已经有很多论述,一般认为有几个原因:1、国内物流和商铺经营成本高,2、国内税费高,包括奢侈品和高价品的高关税,3、知名品牌在国内海外的定价差异化策略(价格歧视),比如优衣库在中国价格比日本贵很多。但不管哪个角度都意味着国内成本太高,遏制了消费。现在流行说供给侧改革,我以为供给侧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压缩成本来刺激需求,另一个是产品创新来满足潜在需求。在压缩成本方面当然还大有可为,但光降成本,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需求,再低成本也是没有意义。计划经济最大的一个教训是,产商如果光从自己角度出发不结合市场需求,做的再精致也没有意义。供给侧一刻不能脱离需求,必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市场需求为中心,迎合市场需求,发掘市场潜在需求。谁能把潜在需求发掘出来,发现蓝海,谁就为王。以电影产业为例,2013-2015年电影票房连续迈过200亿元、300亿元和440亿元大关,国产电影占六成,今年电影票房继续井喷,春节档票房35亿元,同比增长90%,今年中国电影票房有望逼近甚至超过美国票房,成为全球第一并不遥远。电影产业的高速增长是近几年中国经济不多的亮点,其原因一方面是票价稳定、相对收入比例越来越低,另一方面是大量民营资本进入,影院大幅度增加、全面走向三四线城市,同时大量人才和技术涌入,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质量提升、类型创新、产能优化,提供了丰富和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3、消费升级提供机遇。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总局数据,2015年总计有1.2亿人次中国游客出境旅游,在世界各地的旅游消费达1940亿美元(折合1.2万亿人民币),近几年每年都是近30%的增长率。看到最新统计,光今年春节中国人就有600万人出境游,海外旅游消费达到900亿元人民币。另外中国海外代购规模现在每年也在1000亿规模。加上电影票房的持续火爆,都说明了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数亿中国中产阶层正在进入消费升级时代。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在0.35以下,消费正在从生存型消费向享乐型消费快速升级。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错位。比如同样是旅游,国内旅游市场近年每年就只有最多10%的增长率,海外游客的入境游更是增长乏力,背后反映国内旅游产品与国内外需求的脱节,价高质差、缺少深度、缺乏新鲜。如果不及时实现国内产能升级和优化产能,国内蓬勃兴起的各种升级版消费需求会严重外溢到海外。不仅让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巨大,更让中国经济结构更加失衡、无法实现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国务院2015年11月下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2015[66]),指出“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的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还指出“教育、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既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的服务消费迅速增长”。但偏偏教育、健康、养老、文化和旅游等产业,包括这些产业的基础设施提供,都还是国有资本垄断为主,民营资本很难进入,很难及时有效提供市场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日本行的三个产业启发
1、循环经济产业。
具体是城市垃圾回收、垃圾处理与资源再循环利用产业。日本垃圾回收的分类精细化给每位游客都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饮料瓶要分成三部分进行回收:瓶盖、包装纸和瓶身。资源回收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很高,工资也很高。而且垃圾处理多样化,经济效益高,比如东京的幕张、台场等很多新城镇新热门景点都是用垃圾填海造陆出来的。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出现垃圾围城,现在已经开始注重垃圾回收与处理产业,如2月份北京控股公司以18亿欧元收购德国垃圾焚烧厂运营商EEW。垃圾回收、垃圾处理和资源再利用,潜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都非常大,而且完全可以开发给民营资本来运作,是一大投资蓝海。
2、养老服务产业。
老龄化已经不可避免,但既然来了,就顺势而为,老龄化中潜在经济效益也很大。日本有银发经济之说,老年人消费倾向不低,消费市场巨大。面对中国老龄化来临,为老年人重新改造住宅、家具、社区和道路,在互联网时代为老年人开发专门的APP,提供适合老年人的旅游、教育、文娱、医疗、理财和保险服务,包括倒按揭等形式的以房养老,都蕴育很多投资机会。
3、医疗健康产业。
日本有很多养生保健产品,从食品到药品,全方面开发,品种很全,也有很多独特产品,对中国消费者吸引力很大。中国本土其实也有很多养生保健的特色资源,医疗也有很高水平,做大做强几个医院集团,放开医疗市场准入,让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大城市中好一点的三甲医院,天天人山人海,人满为患,都是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表现。让医疗多层次和增加差异化,降低成本、增加品种、优化产能,满足中国居民随着收入而不断增长和不断细分的健康需求,既能为中国经济增长增加新动力,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朝阳产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旅游等,都随着中国步入消费升级时代而有巨大潜力。
结语:
作为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志,出境旅游应该成为国人的常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出去亲眼看看开阔眼界还是很重要。

您可能还喜欢...

发表回复

您的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